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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學習“作筆記”歷史小考

2019/02/26

李雪梅

  在我們黨內學習活動中,一個突出但少有人注意的特點是對撰寫學習筆記的特殊重視。經過幾十年傳承發揚,讀書作筆記已經成為黨內政治文化的行為積淀。
  黨內最早對讀書作筆記作出論述、提出要求的是陳云。1938年,陳云為了推動黨員干部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探索建立了一套學習制度,撰寫學習筆記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1939年12月,陳云在一篇文章中認為:“讀書要作筆記。這有兩個好處,一是讓你多讀幾次,一是逼著你聚精會神,認真思索,使你了解深刻些,而不像隨便看過去那樣模模糊糊。”陳云不但這么認為,而且也這么作為。不論是聽講座還是看書,他都認真記筆記。從《陳云傳》披露的陳云這一時期的幾十本筆記來看,學習筆記的內容極為豐富和廣泛,涉及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以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陳云不但自己認真記筆記,而且也嚴格要求與他共同學習的人記筆記。“對列席學習小組的人,陳云要求也很嚴格,經常檢查大家的學習筆記,看看是怎樣記的”。無獨有偶,徐特立在1942年4月發表的《再論我們怎樣學習》中,認為“讀書不如抄書,全抄不如摘抄”,“節抄”“摘抄”也是作讀書筆記的一種方式。當時,撰寫、記錄學習筆記尚屬于少數個人的學習習慣和經驗。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的《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中,要求對既定學習文件“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把撰寫學習筆記的個體行為擴展為全體黨員的集體行為,在制度上提出了要求。
  中宣部的《決定》關于“寫筆記”的要求簡明扼要,毛澤東對撰寫學習筆記的意義賦予和明確要求則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毛澤東在半個多月后的中央學習組會議上作《關于整頓三風》的報告時,專門針對干部作筆記問題發表了講話,對作筆記進行了理論提升。一是遵從黨規的要求。毛澤東認為,黨員必須服從黨的決定,作為全黨意志體現的黨的《決定》有要求寫筆記,黨員就要堅決執行。“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都要寫筆記……一定要寫。”二是學習態度的體現。毛澤東認為,是否寫筆記體現了黨員對過去錯誤和功勞的認識。“如果犯了錯誤還要裝老太爺那就不行。”有功勞的人也不能把立過功作為不寫筆記的理由,“過去有功勞的也要寫筆記”“功勞再大也得寫筆記”。三是總結經驗的需要。毛澤東認為,《決定》所要求學習、撰寫筆記的文件與其他著作和文章不一樣,是對20年艱難困苦革命經驗的總結,即使親身經歷過,也需要再深入研讀才能深刻體悟和總結其中血的經驗和教訓。“走得再多也不行……單是走不寫筆記,經驗就總結不起來。”
  在毛澤東的力推下,學習作筆記得到了黨內積極響應。各級各部門各單位都制定了相應的制度或計劃,在強化撰寫筆記、檢查筆記剛性要求的同時,都提出了更為具體、細化的標準和要求。陜甘寧邊區政府建設廳直屬單位的林務局由局領導同志負責每兩天檢查筆記一次,交通運輸局每人作筆記三次。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部要求每人每天都要作筆記。隴東駐軍某旅規定每種文件讀三次,作三次筆記,各班三天檢查一次。一些部門和地方為促進干部更好地作筆記,采取了相關保障性、鼓勵性的舉措。中央總學委要求各機關要發筆記紙。《解放日報》為了指導黨員干部作好筆記,還刊發了多篇關于如何作筆記的文章。吳堡縣規定干部每周要學習新文字兩小時,以提高作筆記的能力。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要求組長在檢查中把發現的好的筆記拿出來讓大家觀摩。延安市和隴東駐軍某旅都舉行了筆記展覽。
  延安整風運動后,黨內歷次學習運動對記筆記提出明確要求成了“標配”和“慣例”。例如,在解放戰爭時期的整黨運動中,安東(現分屬吉林、遼寧)省委下發的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中提出了“制定學習文件,規定兩個小時學習制度,作筆記聯系思想反省與實際工作”等要求。1957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關于加強理論學習的決定和中共石家莊市委關于動員開展學習馬列主義、毛主席著作運動的指示,都要求“人人訂計劃,個個作筆記”。
  (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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