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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冼星海一起戰斗的日子

2019/03/20

曾昭正 曾憲德(整理)

  1938年,抗日戰爭進入了第二個年頭,平、津、滬相繼淪陷,武漢成為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此時,抗日救亡運動洶涌澎湃,歌詠活動尤為突出,達到史無前例的聲勢。
  冼星海是1937年10月隨洪深、金山帶領的上海救亡演劇隊二隊(以下簡稱二隊)來到武漢的,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去延安,在此度過幾乎整整一年。冼星海是我尊敬的導師,我有幸和他一道經歷了這段歲月,聆聽了他的教誨,也曾經榮幸地被他視為戰友。

漢口精武體育會

  1937年10月3日,著名戲劇家洪深帶領上海救亡演劇隊二隊到達武漢,冼星海就在這個隊負責音樂方面的工作。
  4日下午,二隊遷到離我家不到半里路的漢口精武體育會。次日,我們到精武體育會時,竟已是門庭若市,人來客往,加上圍觀的,好不熱鬧。我們穿過人群進了門,在二樓看到了冼星海。冼星海穿著棕色舊呢西服上衣,系黑色領帶,衣著大方,既氣宇軒昂,又給人以誠摯樸素的印象。我上前作簡要自我介紹時,立即從他有力的握手和微笑的眼神中體會到他的友好。作為一個初涉社會的青年,受到我所敬仰長者的熱誠歡迎,心情十分激動。
  可能是冼星海見我有點拘束,主動對我說:“我也教唱歌,在上海很多地方,這次沿路也教。”一下子就縮短了我們之間的距離。我立刻感覺氣氛輕松起來,如釋重負。
  冼星海又問了我很多話。他非常關心武漢歌詠運動的情況。當我提到武漢歌詠活動發展很快,但苦于教唱歌的干部太少,很多人不會指揮,配合形勢的新歌曲也為數不多時,冼星海似乎早已料到。他說,上海、開封、鄭州也都是這樣,并若有所思地說:“以后可以辦一個專門培養指揮教唱歌的訓練班,選一批唱歌水平較高的青年參加。”至于指揮,他說,不要看得太神秘,一般歌曲的指揮很簡單。他接著又談到,這次路過開封,他見到那里的歌詠運動發展得很快,有一位青年馬可,很活躍,會作曲,“他是一個很有希望的青年。”說著從上衣口袋里拿出錢包,從里面拿出一張歌單說:“這是馬可新作的歌曲。”我一看,是馬可用鋼筆抄寫的歌稿《游擊戰》,冼星海對著歌單哼唱了三四句,然后遞給我說:“這支歌作得很不錯,送給你。”
  冼星海對青年人關懷備至、待人接物誠懇親切,一見如故,讓人肅然起敬。初次見面,他就和我促膝交談一個多小時,還同意晚上陪我去參加教唱活動。其實,他當天時間早已安排得非常滿。下午,他先去“凌霄游藝場”(在今江漢路旋宮飯店)參加了歡迎茶話會,會后又遇到空襲。警報過后,仍不忘立即和我一起去“青年會”與武漢民眾見面,當場就指導大家唱他作曲的《拉犁歌》和《青年進行曲》,然后教大家唱《抗敵歌》。一直到天已全黑,又應邀趕去廣播電臺為武漢市民教唱。
  漢口精武體育會是一處群眾習武練拳的場所。位于漢口吉慶街惠通路口,是一幢三層樓房。自從二隊借住以后,這里更加熱鬧起來。來訪的文藝界人士絡繹不絕,門前窗外又經常擠滿群眾,加上正好金山在一樓大廳里為登門求教的文藝團體導演獨幕劇,很多人都看過《夜半歌聲》,有些街上還貼著它的海報,誰不欣賞由他扮演的“宋丹萍”呢?引來更多的人圍觀。金山令人眼花繚亂的示范表演讓大家看得如醉如癡,舍不得離去。
  精武會二樓是辦公事的地方,三樓是宿舍。冼星海來漢后一直住在這里,直到1938年4月搬到武昌三廳后,還常來這里下榻和寫作。

漢口業余歌詠團

  冼星海到武漢只幾天,希望到我們“業余歌詠團”和群眾見見面。我正想約他到歌詠團去教授指揮,當然求之不得。我便講明意愿,又介紹了一些情況。他都欣然接受了。
  “業余歌詠團”是武漢群眾自發組織起來的團體,借用大智路韓家巷保安公益會地方練唱救亡歌曲。成員主要是工人、職員、中學生、小學教員等,先后有200多人參加,但流動性大。通常都有幾十人聚集活動,這天聽說冼星海要親自來教指揮,來的人特別多,整整齊齊坐滿了一堂。冼星海見到很高興,對大家業余時間參加救亡運動表示欽佩,勉勵大家學會了唱救亡歌曲要教別人唱,用歌詠宣傳抗戰,發動周圍群眾。
  他先領導全隊練唱學過的《救國軍歌》《青年進行曲》《保衛盧溝橋》等幾首歌。稍有不妥的地方,便停下來自己唱一兩遍示范,詳細講解輕、重、強、弱和感情。大家興趣被調動起來,效果非常好。接著,冼星海要每個人都站起來,排成做體操的隊形,左右手橫向攤開,拉開間距,學習指揮。他自己背向大家,要所有人都模仿他打拍子的手勢,嘴里念著“一、二、一、二,重、輕、重、輕”。待絕大多數熟悉了動作要領后,就用《青年進行曲》來練習。他領著他們一邊唱,一邊做指揮動作。自己又走到每個人面前一一檢查,糾正姿勢,直到全體掌握了規律,再正式排練一次,像通過考試才算及格一樣。以后一連幾天,都是這般教。教會二拍子后,又教三拍子、四拍子。
  這是冼星海到武漢后第一次系統教學。他誨人不倦、甘當人梯的精神,使在場的人欣喜和感動,情緒十分熱烈,都打心眼里喜歡他、尊敬他:“冼先生真耐煩,一點架子都沒有。”
  也許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吧,冼星海在武漢期間創作了100多首歌曲,“業余歌詠團”往往最先唱開。例如《新中國》《在太行山上》《保衛大武漢》《到敵人后方去》《游擊軍》《祖國的孩子們》等著名歌曲,連以后由他親自創辦和指導任教的“海星歌詠隊”也不能相比。
  令人難忘的還有請他到“武昌業余歌詠隊”教課的一次。那個隊只有十多個人,主要是店員、學徒,但學唱歌熱情很高。原是我每星期一次晚上去那里教唱。他們都聽說“漢口業余歌詠團”請冼星海教過指揮,就希望冼星海能到武昌來一次。我擔心過江路遠,人太少,覺得很難開口。但是,當我用央求的語氣向冼星海轉達時,他立即滿口答應。那時正值嚴冬,碰巧約定的那天晚上又是暴風驟雨。我陪冼星海乘輪渡去武昌。到達后,卻見到歌詠隊全體成員早已正襟危坐以待,唯恐有變化,見到冼星海按時到達,興奮不已。冼星海和在漢口業余歌詠團一樣,認真熱情地為大家上好了這一堂課。

中華全國歌詠協會

  南京淪陷后,全國音樂界同仇敵愾,團結全國一切的歌詠工作者和音樂界人士,組成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的統一戰線已是大勢所趨,時代所望。
  冼星海隨二隊到大冶、石灰窯(即黃石)巡回宣傳演出回漢后,即和張曙等人一同倡議。在廣大音樂家、社會活動家和歌詠工作者的一致努力下,1937年12月25日,“中華全國歌詠協會”籌委會在漢成立。我和李行夫都是委員。
  翌年1月17日11時,這一全國性救亡歌詠組織正式在武漢“光明大戲院”成立。
  這天,冼星海擔任大會主席,王云階任司儀,劉雪庵作了工作報告。大會將當日定為全國歌詠日。“業余歌詠團”還參加了下午的歌詠大會,“孩子劇團”也參加了演出。
  歌詠協會的委員中,我記得的音樂家有黃自、冼星海、劉雪庵、盛家倫、呂驥、沙梅、張曙、賀綠汀、何士德、王云階、周巍峙等,未與會的著名歌詠活動家劉良模也在其中,我們武漢的有熊務民、李行夫、夏之秋、江定仙、林路和我等,共計35人。同月,冼星海與張曙、王人藝、曾昭正、李行夫、盛家倫、安娥等21人被聘為“武漢文化界抗敵協會音樂工作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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