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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記“兩個務必” 永葆斗爭精神

2019/04/01

李 穎

  今年,是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70周年。
  70年前,毛澤東同志在全會上鄭重提出“兩個務必”思想,這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巨輪行穩致遠,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反復提到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這一重要思想,強調全黨要牢記“兩個務必”,指出:“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鄭重提出‘兩個務必’,是經過了深入思考的。這里面,包含著對我國幾千年歷史上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鑒,包含著對我們黨艱苦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也包含著對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深刻認識,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十分深遠。”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評價,精辟全面,為我們在新形勢下深刻領會“兩個務必”提供了思想指引。
  今天,我們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但也處在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面對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新形勢,重溫“兩個務必”,對于全黨始終牢記“兩個務必”,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在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中,闖關奪隘、破浪前行,很有意義。
  一、“兩個務必”的提出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和高遠境界
  1948年3月,在結束轉戰陜北到達山西臨縣后,毛澤東曾對中國局勢作出判斷:同蔣介石的這場戰爭可能要打60個月,60個月者,5年也。這60個月又分成兩個30個月,前30個月是我們“上坡”、“到頂”,也就是說戰爭打到了我們占優勢;后30個月叫作“傳檄而定”,那時候我們是“下坡”,有的時候根本不用打仗,喊一聲敵人就投降了。同年9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提出,從1946年7月起大約5年左右時間內,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時局發展的迅猛出乎所有人的預料。解放戰爭的進程比毛澤東的預想還要快。一年后的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時,中國革命已經到了“傳檄而定”的關頭。一年時間里,軍事方面,人民解放軍先后發動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被摧毀;政治方面,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得到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響應和支持,蔣介石集團已經是四面楚歌;經濟方面,國民黨政府用政治手段強制推行金圓券改革遭受失敗,在厲行暴力限價的經濟中心上海,從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價指數竟上升135742倍。此時的形勢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后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這是形勢有利的一面。
  與此同時,不利和困難的因素大量存在。一是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面對國民黨留下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面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面對反革命分子的暗中破壞,“殘余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二是從國際環境看,新中國將面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的敵視和包圍,以及經濟封鎖和武裝威脅。這是形勢嚴峻的一面。而最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擔憂的是,中國共產黨進城執掌全國政權后會不會腐化,能不能經受執政考驗、鞏固國家政權。在解放戰爭后期的城市接管中,確實也出現過一些令人憂心的混亂現象。例如,1948年12月《中共中央關于城市公共房產問題的決定》開篇指出:在解放城市過程中,“許多機關團體和部隊,在城市中占領與爭奪公共房屋和家具,或一個小機關占據極大極多的房屋,任意糟蹋毀壞,不負任何責任;許多干部擅自在城市的公共房屋中設立私人的公館,取用家具,或以家具贈人,搬入鄉村”,等等。正如毛澤東所說:“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面對新的形勢,帶著籌建新中國的歷史任務,經過充分準備,1949年3月5日至13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全會清醒準確地判斷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形勢,著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即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規劃了新中國的美好藍圖。
  與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一起載入史冊、成為黨最可寶貴精神財富的,還有毛澤東提出的“兩個務必”。他在全會的報告中深刻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為此,毛澤東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時隔70年,再次學習毛澤東的報告,閱讀這富含哲理的文字,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之崇高、精神之偉大、氣勢之磅礴、作風之優良仍躍然紙上,令人怦然心動、心潮澎湃。這的確是一個成熟的黨、一個勝利在望的黨、一個任何力量都戰勝不了的黨特有的胸懷和境界!
  二、“兩個務必”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實踐基礎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兩個務必”,既有鮮明的現實指向,體現出毛澤東對即將勝利了的中國共產黨前途命運的高度憂思,又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反映出毛澤東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敏銳洞察和對黨的性質宗旨的深刻認識。
  毛澤東非常注重學習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注意從中國歷史上的興衰治亂中汲取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謙虛謹慎、艱苦奮斗本色的歷史智慧。早在延安時期,他就把“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作為黨的一項重要任務,提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慶發表《甲申三百年祭》,敘述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領腐化并發生宗派斗爭,以致陷于失敗的過程。毛澤東很看重這篇歷史論著,1944年11月,他在給郭沫若的回信中表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1945年7月,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的“窯洞對”,提出通過民主之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支配,更是體現出他對如何避免歷朝歷代“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榮取辱”等問題的深刻思考。在中國共產黨即將執掌全國政權的關鍵時刻,毛澤東鮮明提出“兩個務必”,是“窯洞對”思考的繼續和發展,在民主之路外,又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勇于自我革命這條新路來跳出歷史周期率。
  在學習研究中國歷史的同時,毛澤東一貫重視黨成立以來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的總結。他發現,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他在1944年4月12日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和5月20日中央黨校第一部對于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所作的講演中,逐一舉出了這幾次“大的驕傲”: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時北伐軍到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線的錯誤,使這次革命走向失敗。第二次是在1930年,紅軍利用蔣馮閻大戰的條件,打了一些勝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損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紅軍打破了第三次“圍剿”,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更嚴重的路線錯誤,使歷經千辛萬苦聚集起來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戰起來了,統一戰線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和陳獨秀路線有些相似的錯誤。毛澤東強調:“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同時,毛澤東還一貫倡導共產黨人應該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早在蘇區時期,他就提出“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1938年4月,他在陜北公學第二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共產黨也有他的作風,就是:艱苦奮斗!這是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革命家的作風。”他還把艱苦奮斗與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結合起來,認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與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不能脫離的,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發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沒有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也就不能執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可以看出,“兩個務必”的提出不是隨意與偶然的,而是毛澤東深刻洞察與總結黨的歷史的結果。
  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毛澤東無比欣喜和興奮,也十分清醒和憂慮。他思考最多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如何經受住從革命到建設、從奪取政權到執掌政權這樣一個全新的考驗?中國共產黨如何才能永不變色、新生的人民政權如何才能長治久安?在他看來,最根本的一點要看中國共產黨人能否始終保持強烈的宗旨意識和博大的為民情懷,這恰恰是“兩個務必”提出的初衷。毛澤東深知,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中國革命最終取得全國勝利,靠的是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支持,未來中國建設要成功,同樣離不開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支持。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強調:“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大的工作態度等項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這類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為它們脫離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所系、宗旨所在,也是“兩個務必”的價值依歸。謙虛則不驕,謹慎則不躁,驕與躁都是革命工作的大敵。在毛澤東看來,如果丟掉了艱苦奮斗,“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兩個務必”是黨的性質和宗旨的本質反映和必然要求。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只有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才能真正踐行“兩個務必”;只有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只有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才能始終同人民密切聯系在一起,才能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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