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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湖情深——毛澤東與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

2019/03/15

  毛澤東與王任重:一個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世紀偉人;一個是一代“才子”,年輕有為,長達12年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一個是雄才大略,心胸博大、有深邃的洞察力、高深的智慧、豁達的氣度,是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一個是才華橫溢、多謀善斷、平和沉穩、從善如流、張弛相濟、舉重若輕的“封疆大吏”。
  1953年至1966年,因工作而相識、相交、相知,兩人之間長達十三年的友好情誼,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
  1953年2月16日深夜,新中國成立后首次南巡的毛澤東,在漢口大智路車站,認識了年僅36歲、時任武漢市委第一書記的王任重。以后,毛澤東幾乎每年都要到湖北視察,每次少則數天,多則一月數月。1954年6月后,中央任命王任重為湖北省委第一書記,作為東道主,毛澤東到湖北,王任重理應隨侍在側,悉心照料。毛澤東宵衣旰食,除忙于處理黨政軍大事、接見外國來賓、調查研究、出外視察、勤奮讀書外,也抽空和王任重一起縱論天下大勢,古今中外、帝王將相、王朝興替、黎民百姓、治國安邦,無所不談。
  王任重在毛澤東面前,暢所欲言,直言不諱,無所顧忌。兩人之間言談非常融洽,笑語之聲常聞。天長日久,加深了了解。毛澤東為中國革命立下了蓋世功勛,這毋庸多言。王任重視毛澤東為師長,立志做毛澤東的好學生。而毛澤東對這位比自己年輕24歲的省委第一書記的聰明才智、務實作風、辦事干練、好學深思也十分賞識,稱王任重為“少年英俊。”
  毛澤東和王任重在工作上有許多共同點。他們都是以事業為己任的人,都是立志要為共產主義獻身的人。建國后毛澤東每次到湖北,都要開座談會,調查研究,聽取湖北同志對一些大政方針的看法。1953年首次南巡時,他就和李先念、李雪峰、王任重座談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大政策;1955年,他在武昌聽取王任重、張體學對發展農業生產和實現農業合作化的意見;1960年,他找王任重、王延春商討解決農村“一平二調三收款”和“五風”問題的辦法;1961年他又征求王任重、王延春對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分配制度的意見。廣開言路,集思廣益,有助于毛澤東的正確決策。
  毛澤東以身作則不恥下問地搞調查研究,使王任重加深了對調查研究作用的認識,每年也用三分之一的時間深入基層、農村、工廠。在調查中,王任重善于發現典型,善于總結典型,也善于用典型推動工作。1957年11月,湖北省委總結了紅安縣委干部種試驗田的經驗,向黨中央上報了《關于各級干部種試驗田的報告》,認為這對于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實現黨對農業生產的具體領導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評價說這是一個重要的領導方法,“與技術革命聯系起來,就是政治與技術的統一”,就是“紅與專”。《人民日報》,隨之發表了題為《種試驗田——又紅又專的道路》的社論。1964年,王任重在孝感縣臥龍公社金星大隊“四清”蹲點時總結的《湖北孝感縣組織縣委工作隊的情況和作法》等九個材料,中央極為重視,批轉全國,認為:“這種方法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工作方法。”時至今日,仍是黨堅持的好的領導方法。這些典型的推廣,對湖北省工作有很大促進作用,對全國工作也會有所推動。
  在情趣愛好上,毛澤東與王任重也有共同語言。兩人都酷愛讀書和文體活動。毛澤東是手不釋卷、博覽群書的大學問家,尤對中國古代文史書籍,百讀不厭、爛熟于胸。常古為今用,明于治亂之道,審于是非之實。王任重也酷愛讀書,瀏覽古今中外名著。在三年困難時期,他響應毛澤東學點歷史的號召,工作之余讀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后,結合總結“大躍進”的教訓,寫了一些筆記和雜感,總結治黨治國的經驗,匯集成著名的《讀書筆記》。
  毛澤東愛聽京戲,興致來了還能來一段清唱。喜歡爬山、游泳。王任重在文體方面,吹拉彈唱都能來一手,也喜歡跳舞、游泳。從1956年5月30日至1966年7月16日,高齡的毛澤東20次跳入長江、搏擊風浪、揮臂游泳,其中有17次在湖北境內(16次在武漢)。王任重陪游了19次。在當時黨的高級干部中能和毛澤東共同,乘風破浪,飛流擊水直下三十華里者非王任重莫屬。游泳時,毛澤東神思飛揚,海闊天空,常和陪游的王任重高談闊論,可謂句句錦繡,語語珠璣。毛澤東多次對國際友人說,王任重是他的游泳伙伴。
  在與毛澤東的交往中,王任重往往能得風氣之先,可謂“近水樓臺先得月”,先于別人知曉毛澤東在想什么、想干什么。王任重根據毛澤東的思路,結合實際,部署工作。在他主政湖北12年中,湖北的工作常受到中央的表揚,湖北成為國家主要的糧、棉、油產地,主要的工業、科研基地。作為文人的王任重,又能將尚未公諸于眾的毛澤東的講話精神,精辟論述,飛文染翰,寫出一篇篇有新思想、新觀點、啟迪人、指導性極強的文章。《學習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一文,就是根據毛澤東在一次會上的講話寫成的。文章發表后,曾遭來非議。但毛澤東支持。他說:不如馬克思,不叫馬克思主義者,等于馬克思,也不叫馬克思主義者,只有超過馬克思,才叫馬克思主義者。王任重的文章,客觀上宣傳了毛澤東的觀點。
  在長期的交往中,毛澤東對王任重的才干、能力、水平、人格了如指掌,常委之于重任。成立中共中央中南局時,王任重任第二書記,1966年又任第一書記。1959年,王任重受命協助李先念、陶鑄處理、解決轟動全國的河南信陽事件。1962年,毛澤東又點名要王任重幫助湖南省委解決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問題。
  1958年,毛澤東大批“反冒進”,提倡“大躍進”,頭腦發熱。王任重也跟著發熱。在湖北提倡大辦鋼鐵、大辦煤炭、大辦水利、大辦運輸、大辦農業、競放“高產衛星”。出現了稻谷畝產3.6萬斤的“天下第一田“和小麥畝產3215斤的“奇跡”。什么“糧食多得無處放”,提倡“吃飯不要錢”。刮起了十二級的浮夸臺風。但當經過對十多個4縣市的實地調查后,王任重頭腦很快冷靜下來,發現這些所謂“衛星”都像美麗的肥皂泡。他與湖北省委的領導同志一起,立即采取措施,解決問題,克服困難與民共渡難關。在“大躍進”中奮勇爭先的湖北省,在糾正“左”的錯誤時,同樣一馬當先,很快扭轉了形勢。到1960年,全國還在困難中,湖北已走出了低谷。
  但在毛澤東和王任重的關系中,并非總是明媚的陽光,有時會飄來一片陰云。毛澤東十分重視“四清”,制定了“雙十條”,到處講話,要中央委員、省、地(市)、縣委書記下去向農民、工人、干部宣傳黨的政策,還批評湖北省委講生產津津有味,講階級斗爭懵懵懂懂。王任重對湖北省的“四清”也作了部署,各級領導干部也下了基層,一切按中央的要求辦。然而一反常態的是,他自己卻沒有下鄉下廠,結果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之后才去孝感縣蹲點。憑王任重的聰明才智和政治敏感,不會不知道這是毛澤東親自抓的一件大事,也不會不清楚毛澤東強調的一切工作都要以階級斗爭為綱,更不會不明白不積極執行毛澤東指示的后果?王任重的態度,令人費解。是這位聰明絕頂的“才子”看出了什么問題或者有什么想法?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曾把他寫給江青的別具一格的政治策略信給王任重看了,另一個看到信的是周恩來。毛澤東對王任重不可謂不信任。并且又任命王任重為權力很大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可謂期望之大。但王任重與康生、陳伯達、江青談不攏。王任重是有主見的人,怎么會聽任擺布?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他與康生、江青之流意見相左。江青青蠅點素,在毛澤東面前多次告王任重的狀,什么“架子大”、“另搞一套”、“什么事都不商量”、“對著干”等等。開始毛澤東只是平靜地聽著,不為所動,可后來江青誣告王任重為國民黨特務,是死保劉少奇、鄧小平的。毛澤東終于信了,最后王任重被批斗、被逮捕入獄,一關就是七年。僅半年時間,毛澤東對王任重的態度發生了天上人間的陡然變化。兩人之間延續十三年的交往,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斷。
  渡過7年鐵窗生涯,受盡折磨、吃盡苦頭的王任重復出后,對毛澤東卻毫無怨言。“文化大革命”結束,當有人妄圖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時,王任重旗幟鮮明地站出來講話:“毛主席功勞是主要的,過是次要的。功大于過。毛主席旗幟不能丟,毛澤東思想不能丟。”主張客觀公正地評價毛澤東,顯示了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不計個人恩怨、以大局為重的高尚人格。對毛澤東生前批準興建的武鋼一米七工程和毛澤東夢寐以求的三峽工程,王任重都十分關注。1979年5月、1984年12月他兩次視察武鋼一米七工程。1986年5月3日和李鵬副總理聽武鋼匯報時,他力主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給武鋼以直接進出口權,將武鋼推上世界市場。三峽工程更使王任重夢系魂牽。1979年他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后第一次出差,就到宜昌幫助解決三峽工程中的棘手事情。1981年,又主動請纓辭去一切職務,擔任三峽工程總指揮,愿在保證工期、不突破投資規模上立“軍令狀”。王任重對這兩個工程的一往情深,關懷備至,體現了他對已逝去的領袖、師長和朋友毛澤東的一種懷念。
  十三年,白云蒼狗,是時間長河中的一瞬間。毛澤東與王任重十三年的情誼,花萼相輝,為人們留下了珍貴的史料和美好燦爛的回憶,雖然其中也給人們留下些許遺憾。

  (摘自《東湖情深——毛澤東與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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